药品

该行业继续稳步增长

在全球持续创新、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新兴市场医疗保健可及性提升的推动下，全球制药行业持续稳步增长。这一增长建立在该行业固有的韧性之上，其非周期性需求为行业提供了抵御经济波动的保障。 2025年，全球处方药销售额增长了8%（来源：Evaluate），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这一增长势头。这种增长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越来越受到高增长细分市场的推动。 随着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扩展（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生物制剂和生物类似药继续在小分子药物领域占据上风。肿瘤学、免疫学和内分泌学等治疗领域仍是行业扩张的核心，其发展动力源于全球疾病负担的加重和持续的创新。

基于GLP-1的治疗手段依然是表现突出的细分领域，在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均呈现需求激增的态势。除GLP-1外，肽类治疗药物也正势头强劲，其不仅具备类似生物制剂的疗效和高度靶向特异性，还在代谢性疾病、肿瘤学及其他专科护理领域拓展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mRNA技术最初由新冠疫苗推动，目前正被探索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包括癌症免疫疗法、罕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使其成为未来药物研发中极具前景的平台。 与此同时，数字健康整合、个性化医疗以及细胞/基因疗法正在开拓新的增长领域，特别是在拥有支持性监管框架和报销模式的市场中。

持续的专利悬崖

该行业继续面临重大的专利悬崖，2025年至2030年间，价值超过3,500亿美元的品牌药销售额面临风险。这一专利到期浪潮主要集中在重磅疗法（包括生物制剂）领域，其中前20大制药公司约占潜在收入风险的80%。 专利保护期届满（LoE）周期既蕴含战略机遇，也存在重大风险。一方面，它为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制造商打开了市场大门，这些企业正积极提交申请，以进入此前由品牌药主导的市场。 另一方面，这迫使企业通过收购生物技术资产（寻求加速发展的企业会优先考虑后期研发阶段的资产）、加强技术引进活动以及实施专利到期应对策略，来迅速补充其研发管线。

大型制药公司目前正积极扩充其研发管线。2026年上半年，该行业在并购活动上的支出约为1000亿美元。 这一数字创下过去十年的最高纪录，标志着制药行业并购活动的强劲回归。除了专利悬崖之外，更有利的金融环境——尤其是近期（相较于2022年至2024年）利率的下调——也是推动并购的重要因素。

此外，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正持续巩固其作为可靠且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的地位。它们正在赢得科学公信力，获得全球市场的监管批准，并保持着成本优势。这体现在它们在全球药物许可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其交易份额持续显著上升。 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企业占全球许可交易总量的约三分之二，这一比例较2025年的40%和2020年的5%均有所上升。

中东冲突暴露了制药价值链中的结构性脆弱性

近期中东局势的紧张加剧凸显了制药行业对复杂且高度集中的全球供应链的持续依赖。 该地区是石脑油、甲醇及其他化学衍生物等石化原料的主要供应地，这些原料是制药中间体、溶剂、辅料和活性药物成分（API）的必要基础原料。因此，这些材料流向的中断可能会对整个制药生产生态系统产生连锁反应。

由于该行业对亚洲生产中心的严重依赖，这一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中国主导着全球活性药物成分（API）的生产，仍是药品原料的关键供应商；而印度则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因此，上游化学原料供应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沿价值链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成本、交货周期和产品供应。

仿制药行业尤其面临风险。与创新型制药公司不同，仿制药生产商通常定价能力极弱，且运营利润率微薄。因此，化学原料、能源、运输或原料药成本的突然上涨难以消化，也无法总是转嫁给客户。 因此，长期的成本通胀或供应中断可能导致减产、基本药物短缺，并给小型生产商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当前形势加剧了该行业的一项关键战略关切，即供应安全。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制药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更加重视供应链多元化、区域制造能力以及关键药品生产网络的韧性。

印度和中国在药品供应链中的地位

美国关税是该行业的结构性脆弱点

美国仍然高度依赖进口药品，尤其是来自低税率司法管辖区的专利药和来自印度的仿制药。2024年，美国的药品贸易逆差达到1180亿美元，约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9%，其中爱尔兰、瑞士和其他国际制造中心在供应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美国于2025年对品牌药征收了100%的关税，但迄今为止，其对大型制药企业的实际影响有限。 大多数药企通过承诺扩大在美国的制造和投资，获得了豁免或优惠待遇；同时，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进一步削弱了这些措施的力度。因此，关税主要起到推动美国制药投资的杠杆作用，而非由整个行业广泛承担的负担。

最近宣布从2028年起对仿制药征收100%（后来提高到200%）的关税，这对外国供应商和患者构成了重大风险。 仿制药占美国处方药总量的90%，但仅占药品支出的8%。尽管在关税正式实施前，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推迟或豁免的可能性很高，但任何实质性的关税都极可能推高仿制药价格——因为美国仿制药价格已属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便宜之列，且制造商吸收额外成本的能力有限。 受影响最大的将是印度、以色列、中国和墨西哥等主要外国供应商，这些国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需求。鉴于该行业利润微薄，关税可能会加剧财务压力，导致部分低价值仿制药无利可图，并增加药品短缺的风险。 尽管将生产回流国内是既定目标，但这需要大量投资、时间以及监管审批；而对进口活性药物成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的持续依赖，将限制主权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关税仍是一个结构性脆弱点。对制药公司而言，美国依然是全球利润率最高的市場。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鼓励制药公司将生产和知识产权设在爱尔兰和新加坡等低税管辖区，并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分配至这些地区。 由于关税是根据申报的进口价值而非生产成本计算的，这些安排造成了一种权衡：维持高转让价格会增加关税负担，而降低转让价格则可能增加美国应纳税利润，并引发税务机关的审查。将知识产权或生产环节迁回美国同样复杂且可能代价高昂。因此，爱尔兰仍特别容易受到美国贸易和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

美国监管加强可能抑制药价上涨

美国药品定价持续受到审视。《通胀削减法案》（IRA）以及最惠国待遇（MFN）模式的复兴等改革举措，威胁着该行业长期以来自由定价的能力。 《通胀削减法案》允许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在小分子药物获批9年后、生物制剂获批13年后（恰恰是药物利润最丰厚的时候）进行价格谈判，从而在利润达到顶峰时压缩了药企的利润空间。如果最惠国待遇得以实施，将使美国药价与较低的国际基准挂钩，从而加剧这一压力。 为应对这些逆风，制药企业正将产品组合向专利保护期更长的生物制剂倾斜，并加速针对未满足医疗需求较高或研发周期较短疗法的研发。这些转变表明，这是一种结构性调整，而非单纯的短期趋势变化。

为了弥补这些潜在的收入损失，大型制药公司正将目光投向欧洲。欧洲目前是品牌药的第二大市场，既具备规模优势，又拥有盈利能力。这种转变已经开始。 在英国，政府同意提高药品报销比例，扭转了多年来对药品实施严格管控和低支出政策。在德国，与政府的激烈谈判目前也在进行中，尽管预计谈判成果有限。

然而，这种转变可能会加剧整个欧洲大陆的财政和政治紧张局势。 欧洲的医疗体系因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上升而已面临巨大压力，长期以来一直将相对实惠的新药获取作为其社会福利模式的基石。大幅提价可能会给公共卫生预算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并迫使人们在医疗支出与其他社会优先事项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从政治角度看，药品成本的上升可能引发强烈反弹，因为公民将涨价视为对“全民医疗保障”的威胁，而这是欧洲社会契约的核心原则。民粹主义运动可能会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推动实施更严格的价格管制、强制许可甚至进口计划，这可能会动摇制药企业的市场环境。

美国对药品定价的审查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制造商。CVS Caremark、Express Scripts和OptumRx等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其市场份额占80%）会与药品制造商协商保密的返利条款，以此换取在保险报销清单上的有利地位。 这些回扣通常基于标价而非净价，这促使制造商提高标价以在回扣谈判中保持竞争力。这些担忧已引起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作为回应，制药公司正在Cost Plus Drugs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平台，甚至在其自有平台上提供折扣。 这使制药商能够绕过所有中间商，直接以现金形式销售产品。该模式提供的价格低于传统标价水平（谈判前），但购买行为不在保险报销范围内。随着特朗普Rx（TrumpRx）的推出，这一转变势头愈发强劲——该联邦级平台于2026年上线，目前提供折扣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