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戰爭連續衝擊非洲經濟，負面影響明顯。這些問題揭示並證實了非洲經濟重大結構性問題，甚至導致問題惡化。負債過高和糧食危機及當地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是主要特徵。
新冠疫情期間，商品價格暴跌、僑匯及旅遊業崩潰都削弱了非洲經濟增長。個人和商品流動不暢，以及運輸系統混亂是導致經濟衰退的主因。
烏克蘭戰爭導致問題進一步惡化：糧食、石油和化肥供應中斷，能源產品價格上漲，特別是在全球貨幣緊縮和美元升值的背景下，非洲國家財政狀況備受衝擊。大宗商品壓力導致通膨加劇，成為糧食危機惡化的主因，甚至引發社會和政治動盪。
整個非洲大陸的預算和國際收支狀況不容樂觀
非洲大陸許多主要經濟體的財政和國際收支平衡脆弱，凸顯當地增長模式弱點。對進口（糧食、能源、中間產品和設備）以及大量和廉價融資的依賴，再加上財政收入過低，都在很大程度上令困難加劇。以過去十年領先非洲發展的國家為例，埃及、衣索比亞、肯亞甚至迦納現在正與經濟危機鬥爭，而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咎於這些國家薄弱的財政和國際收支失衡。
烏克蘭戰爭則觸發大多數非洲經濟體經常帳收支急劇惡化，特別是那些嚴重依賴商品進口的經濟體。石油和基本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削弱有關國家的貿易條件。非洲多個幣種貶值也刺激進口成本上漲。貨幣貶值加上利率上升加重外債償還負擔，特別是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只有少數幾個商品出口國家/地區（安哥拉、南非、阿爾及利亞、波札那等）財政狀況相對較好，受益於物價上漲緩衝各種衝擊。
債務過高情況接連出現
在非洲大陸，不可持續債務或高風險債務過高案例越來越多，甚至超過全球半數。危機凸顯了非洲大陸財政資源的薄弱，迫使各國使用債務來償付支出，因此增大了債務過高的風險。2020 年，31 個最大的非洲經濟體的稅收收入平均占 GDP 的 16%，遠低於經合組織 (OECD) 國家的 33.5%或拉美國家的 21.9% 的平均水準。與此同時，危機導致經濟活動收縮，進而限制預算收入，因此非洲各地政府不得不採取補貼、減稅等措施，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
除了債務上升，為對抗通膨而抬升的利率造成債務成本增加。過去十年觀測到的趨勢表明，需償還的海外公共債務增加與私人債權人份額上升有關，2009 年至 2019 年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私人債權人份額從 29% 增加到 43%。非洲國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發行量穩步增加，但國際資本市場利率遠超多邊債權機構或雙邊官方夥伴。
於是，經濟環境嚴峻導致債臺高築，債務過高事件頻發，甚至引發許多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些政府無力償還債務。儘管在疫情爆發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對非洲 36 國的債務可持續性展開研究，研究認為有三分之一的國家處於債務過高或即將債務過高，但在疫情和戰爭的連續雙重衝擊下，債務過高比例達到了 100%。
經濟困境加劇了社會、政治和安全問題
非洲大陸的許多經濟體已出現並將繼續面臨經濟增長的顯著放緩。
例如，埃及在 2021-2022 財年的增長率預期從同比增長 6.6% 降至 2022-2023 財年的 3.5%，2023-2024 年預期降至 4.0%，低於疫情前的速度。
總體而言，非洲經濟 2022 年增長率為 3.9%，而 2023 年可能降至 3.5%，應與同時期年人口增長率 2.6% 相對比看待。如此差距為非洲發展留下的迴旋餘地很小，而2019 年至 2020 年間有所舒緩。
除通膨衝擊外，經濟政策的收緊也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自 2020 年以來，賴比瑞亞、突尼西亞、摩洛哥、塞內加爾、南非和肯亞等地紛紛出現社會動盪。不滿情緒掀起政治動盪，例如在幾內亞、馬利、布吉納法索和蘇丹發生政變。這不僅為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之角和西非的聖戰行動提供沃土，甚至為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衣索比亞等國的叛亂，以及奈及利亞等國的犯罪活動營造條件，這些問題給整個非洲大陸造成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