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欧洲
香港特别行政区
越南
日本
中国台湾省
韩国面对经济结构性挑战，北京计划将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
得益于稳健的出口表现，中国在2025年实现了5%的增长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需求持续疲软的现状。不出所料，受关税上调影响，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大幅下滑，但这一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激增所抵消——东盟是产品转运和组装的重要枢纽。 话虽如此，高技术产品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表现却呈现分化态势。受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提振，机械和电子产品实现了稳健的出口增长。 但玩具、家具和服装的出货量受美国关税影响更大，因其利润微薄，难以消化额外成本。不过，由于这些产品的供应链与第三方国家的产业升级需求契合度较低，因此很少被转口。 国内方面，2025年上半年，在“以旧换新”计划的推动下，私人消费有所企稳。该计划对家电、智能手机和汽车等耐用品的更换提供了15%-20%的补贴。 但随着补贴效应逐渐减弱，受劳动力市场疲软及社会福利支出增幅有限的制约，2025年下半年消费增长势头迅速减弱。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继续产生负面的财富效应。 投资活动——这一历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也出人意料地出现恶化，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创下数十年来首次年度负增长。虽然房地产投资低迷仍是主要拖累因素，但制造业资本支出也因企业盈利疲软和产能扩张管控而受到抑制。
北京将2026年的GDP增长目标从“5.0%左右”下调至“4.5%-5.0%”区间。 此前三年，GDP增长目标一直维持在5.0%。但鉴于房地产行业危机持续、以旧换新计划规模缩减带来的回调效应、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因素，即便是这一下调后的目标，实现起来也可能相当具有挑战性。 积极的一面是，2026年标志着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启动，预计将掀起新一轮的政策举措和投资项目。这加上前置性的财政支持，应有助于振兴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 话虽如此，北京必须谨慎平衡其长期战略目标与可能造成更多产能过剩的风险——这可能会加剧通缩和利润率压力。 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结构性需求以及原油价格飙升可能提振电动汽车销量的推动下，出口预计仍将是经济增长的另一支柱。《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下征收的关税若被取消，也可能成为利好因素，但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 特朗普总统已根据《122条》对所有国家加征10%的关税，为期最长150天，并针对中国启动了新的《301条款》调查——若该调查最终实施，关税税率将不受限制，且无有效期限制。 此外，中东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受到严重限制，也可能对贸易量造成压力。
尽管北京正逐步引导供需走向更佳平衡，但从通缩向通胀目标（约2%）的过渡预计将是一个渐进过程。2025年年中，政策制定者发起了一场“反内卷”运动，通过直接产能控制、提高监管标准或市场驱动的整合来调控生产。 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通缩态势，但改善仅限于少数上游或中游行业。这些行业包括煤炭、有色金属、电子元件以及绿色科技相关行业的某些原材料，这些领域的供应更为集中，生产协调也更为容易。 相比之下，下游产品的价格复苏则较为缓慢。消费市场复苏长期乏力，限制了企业将更高的投入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的能力，从而阻碍了全面的通胀回升。 鉴于通胀率较低且人民币近期走强，即使能源价格飙升和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可能放缓宽松步伐，货币政策仍有空间维持宽松立场，以应对国内需求疲软。
财政支持增量有限
在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和政策灵活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2026年预算与上年相比基本保持不变。不过，财政支持的总体规模依然可观。 名义财政赤字率（不包括政府特别债券发行额度）与2025年持平，为GDP的4%，仍高于长期公认的3%阈值。 近年来用于资助建设项目和消费补贴的中央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也维持在1.3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0.9%）不变。 此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该债券传统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近期已扩展至支持战略性行业发展和住房市场稳定——也与上年持平，维持在4.4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3%）。 综合来看，这些措施仍占GDP的近8%，这表明财政整顿尚无迹象。 在国内需求疲软和通缩压力的大背景下，仍需持续实施财政刺激以支撑经济增长。加之土地出让收入的结构性短缺，财政赤字可能仍将居高不下，中期内债务与GDP之比将呈上升趋势。
2025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24年的4239亿美元（占GDP的2.4%）飙升至7350亿美元（占GDP的3.7%），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改善主要得益于货物贸易顺差的激增。尽管美国提高了关税，但对东盟及拉丁美洲等其他新兴地区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美出口的下降。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以及进口需求疲软也推动了这一改善。 与此同时，服务贸易逆差有所收窄，这主要得益于入境旅游的增长——该增长受到直飞航线增加以及30天免签政策扩展至更多国家的支持。 在金融方面，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出规模也有所收窄，部分得益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缩减——该清单取消了所有制造业限制，并进一步开放了服务业。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国际收支整体状况的回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了上行压力。不过，汇率升值压力叠加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可能会放缓货物贸易顺差的改善步伐，尽管总体经常账户顺差预计将保持稳定。
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未变
中美两国于2025年10月达成了贸易停火协议，但其背后的中期战略竞争依然存在。双方均作出了让步，旨在争取时间逐步降低相互依赖程度，同时保留协议之外的筹码，这些筹码极易重新点燃紧张局势。 美国同意将20%的芬太尼相关关税减半，该关税随后因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违法而被完全撤销。然而，华盛顿在放宽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或调整对台湾的军事承诺方面并未作出让步。 作为回应，中国同意推迟对另外五种稀土元素（REEs）的出口管制及其域外管制措施。这使美国有更多时间在中国以外（特别是与日本、马来西亚和越南）构建稀土供应链。 但针对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仍被维持，其中包括镝和铽——这两种元素是高性能芯片和国防装备的关键材料。
除美国之外，中欧贸易关系似乎有所改善，这得益于双方就一项框架协议达成共识，即用最低进口价格承诺取代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关税（最高达35%）。 作为回应，中国对欧盟乳制品征收的反倾销关税低于原计划水平。尽管如此，鉴于持续存在的货物贸易失衡、产业政策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相比之下，在日方就可能爆发的台湾冲突发表军事介入言论后，中日贸易关系急剧恶化。这导致中国限制向20家被认为在增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日本企业出口两用物品——包括稀土、无人机和先进电子产品。
中国可能为了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同时将军事资源集中部署在边境附近，因此对近期中东局势的紧张态势保持了公开沉默。在国内，中国优先保障原油供应安全，并限制了成品油出口。 目前，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已被禁止出口，但供应给香港和澳门的仍属例外。尽管得益于丰富的国内煤炭资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中国整体对外能源依赖程度仍低于区域内其他国家，但其在交通运输和工业领域对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仍构成重大风险。 加之美国近期对委内瑞拉的干预——这已导致委内瑞拉原油的运输路线绕开中国——这些事态发展使得中国超过15%的原油进口面临潜在中断风险。 尽管中国已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缓冲短期冲击，但仍需通过向多个合作伙伴分散采购、降低对政治局势不稳定供应商的依赖，来重新调整其能源供应战略。